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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歌·三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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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即是地理与时间的媾和之物。” WeChat:AbaoTime 【搬家 , 存档, 转稿请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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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从饥饿的小说家到Xuefei Jin 教授  

2018-03-16 08:47:34|  分类: 落脚文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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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同时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华裔作家”

37岁的哈金成了那所全美综合排名前30的大学老师,在那儿度过了他在美国最难的八年。“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我是最拼命的一个,全得靠自己,任何一行句子、一行诗怎么弄,我从来不敢问。”哈金反复说,你一个英语教授去问别人,说明你根本不行啊。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的区别,就是这一个一个坎,你能不能熬过去,过去了,你就不一样了。”

文/ 岭尔 (张丁歌)

 

跟哈金提前半个月约见面时,并未想到那一天会是中秋节,也压根忘记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这么定了,我们10月5日见面吧,地点就在我的221办公室。那天下午我有文学课,你可以跟我去旁听,我会讲《愤怒的葡萄》。” 221是哈金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办公室,隔壁的小教室222,几十年来已经走出了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明威奖、福克纳奖……各大文学奖得主。哈金从那间教室毕业,15年前又回到那里,以文学教授 Xuefei Jin 的身份任教到现在。如今,61岁的哈金,还是这个在全美名列前茅的创意写作项目的系主任。


10月4日我从纽约出发,沿95号公路驾车去听一堂创意写作课。四小时后,我在傍晚抵达波士顿。头顶的月亮大得失真。我把酒店定在了Watharm镇,就在布兰迪斯大学旁边,GPS显示,距离波士顿大学12英里。当年,哈金来美国的第一站就在这里,他从山东大学考来布兰迪斯读英美文学博士。读到第三年,开始每周一次从Watharm的布兰迪斯,向东去cambridge的波士顿大学,旁听写作课。后来哈金回忆说,“开车要40分钟,开回学校12英里,开回当时的家15英里。”那是1990年,34岁的哈金第一次听说“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诗、写小说。


WuNan也曾住在Watharm。上世纪80年代他从香港来到波士顿,在布兰迪斯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后因种种变故,退学去亚特兰大开起了中餐馆。本想学成归国回家乡大学教书的他,选择留在这个国度,为生计摸爬滚打,又不甘虚度此生,拿起笔开始写旧体诗,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即便受到各种嘲讽,WuNan还是离开油腻的厨灶,决心走上自由创作之路,并说出一句,“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自由对你就没有意义。” 这是哈金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中的情节,六百多页,花了他7年时间。


小说出版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哈金的半自传小说。连盛赞过他的厄普代克都这样公开评论。哈金不解释,他只记得一句尤其给他力量的话,来自太太,“《自由生活》你写到这分儿上,以后你别的啥都不干也行了,就做个混蛋吧。”那股骄傲,比哈金此前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海明威奖时都要强烈。


可哈金还是没去做个混蛋,也无法“啥都不干”。他比30年前刚来美国时还要拼命,不敢放松。“不写出伟大作品怎么行呢?最难的是一个人成功后怎么继续,比一开始还要难。”除了一部一部打磨新小说,出版时照例在扉页上写上:献给Lisa和Wen(太太和儿子),哈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好Xuefei Jin教授。这位常自嘲边缘、野生的作家似乎有种使命,要教出几个出色的移民作家。



Xuefei Jin教授,与沃尔科特共用办公室

◇◆◇


与哈金见面的那天早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移民作家石黑一雄获奖。那天是周四,下午哈金有3个小时的文学课,讲授移民文学。他一般早上10点从家里出发,先开车再换地铁,两小时内能到波士顿大学。那天在路上,他给系里的协调员凯瑟琳·康(Catherine Con)挂了个电话,请她看看“有没有一位从纽约来的采访者已经到了办公室”。两人电话里聊起刚刚揭晓的诺奖,“是石黑一雄哎。” “ 也不算冷门,其实诺奖就是个大奖,给谁都行。没获奖的,也不代表写得不好。”


凯瑟琳也曾是哈金的学生,钢琴专业出身的她,2012年考入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系。当时她是班上唯一的亚裔,妈妈来自台湾,父亲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混血,她生在美国,不会中文。至今她还记得,在哈金课堂接受的训练,“ 一个故事要有5个场景和一个出其不意的结尾”,“写作非常之难,我们可以选择其他任何职业。但既然选择写作,就意味着热爱。”因为立志小说写作,毕业后她又回到系里,当协调员,边创作,边工作。


上午11:30,我在221办公室见到了哈金。他刚摘下棒球帽,穿一件蓝牛仔衬衫,帆布裤,和那双已穿旧的被媒体多次拍到的“带流苏的棕色皮鞋”。前一天是中秋节,他收到了朋友递来的月饼。一边拆着这一周堆积的信件,一边招呼我坐下。哈金现在的身份,除了教长篇小说的Xuefei Jin教授,还兼任创意写作项目的主任, 多了很多行政上的杂事。


“一大早,都是石黑一雄的新闻,又是移民作家啊。” 我说。书架上有本远藤周作的《沉默》。“是啊,他很不错的,Reputation很好。不过他的小说基本上是英国传统了,我倒想起另一个华裔英籍作家Timothy Mo,中文名叫毛翔青。他写过《酸甜》,一点也不比石黑一雄差,就是脾气不好,把人都得罪了。所以得奖很大的因素,有一个运气在里面。” 我看着眼前这位拿过美国各种文学大奖的“得奖大户”, 他的表情谦卑得像刚出道的新手,“包括我自己,比我写得好的太多了。活着的,死去的。你只有一条路,去写,写好。”


这间办公室,哈金呆了15年。房间不大,创意写作班的传统是两人合用一间。以前,哈金的同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两人共事五六年,一个教小说,一个教诗歌和戏剧,共用这间221。“他当年常跟我说:你知道吧,我是可以提名诺奖的,但得拿钱来。每次我都不理他。” 我问哈金,“他是开玩笑吗?” “ 半真半假吧。他后来退休,我们就没往来了。”2017年3月沃尔科特去世了,哈金办公室的书架上,还留着一张他和女儿的合影。


现在和哈金共用办公室的,是女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她曾是苏珊·桑塔格的秘书,桑塔格儿子的女友,写过一本《永远的苏珊》。“她的小说才好,《上帝呼吸中的羽毛》非常独特。她专教小说修改,每周一,就在隔壁。”


隔壁的222,就是创意写作项目那间传奇的小教室。不到20平米,在这儿教过创意写作的有大名鼎鼎的罗伯特·洛厄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小说家契佛、写《革命之路》的理查德·耶茨……在这儿教了几十年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品斯基(Robert Pinsky)、小说家(曾经的系主任)莱斯利·艾珀斯坦(Leslie Epstein)至今还在任教。而这间课堂走出去的重要作家,仅哈金那一级,就有他,以及得过普利策奖的琼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 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彼得·霍·戴维斯(Peter Ho Davies)。窗外,是写作间所在的剑桥镇Bay State Road,偶而会有纽约街头那样的警笛声飘过,更常听到的,是不远处查尔斯河上赛艇队奋力的哨声。


哈金对这里太熟悉。27年前,他在布兰迪斯还未毕业,就每周过来旁听莱斯利的写作课。1992年,凭第一本英语诗集《Between Silence》,他成为创意写作班的正式学生。在这间教室完成的《Ocean of Words》(《好兵》),让他成为莱斯利嘴里的“天才哈金”。


12点20了,哈金要去另一间教室上课。他打印出一叠纸,上面有5道题,都是关于《愤怒的葡萄》的细节。“一个小考试,我要确认他们都读了。这本书很大,容易偷懒,不细读不行。” 波士顿大学很大,整个校园沿着查尔斯河畔有130多英亩。“80年代这一片都像贫民窟,后来波士顿大学才把这些楼都买来,现在校区大着呢。” 秋季每周四下午,哈金要去和221相隔三个街区的心理楼上移民文学课,三小时。他更拿手的长篇写作课(Longer form),一般在每年春季,固定在222。


这门“移民文学”,是哈金2002年回到波士顿大学任教创意写作间时专门开设的一门课。他是这个项目几十年来唯一的华裔教授,而那时媒体对他的报道已是,“唯一同时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华裔作家(《等待》1999年)。”15年来,世界各地致力于移民文学英语写作的,都会慕名而来。“创意写作”早已是波士顿大学一个小王牌,HaJin的名字也成了写作间的一张招牌。


“今年创意写作招了18个人,8人诗歌,10人小说,一般每年都会控制在18人以内。”来上移居者文学的,有一半是哈金小说创作方向的研究生:一个来自比利时,曾经是个film maker , 想好好写小说。一个来自加拿大边远小城,弃医从文。一个印度人,已经出了两本书。还有来自英国的杂志编辑、来自孟加拉的文学青年…… 另一半,来自英语文学的研究生,偶尔也有本科生跑来听。


一学期14周,这门课上,除了《愤怒的葡萄》“很大”需分成两周外,其他时间每周一部移民文学作品分析。哈金按顺序给学生列出的书目是: 远藤周作的《沉默》、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纳博科夫的《普宁》、努涅斯的《上帝呼吸中的羽毛》、亨利·罗斯的《就说是睡着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沉睡的美国人》、杰哈布瓦拉的《 热与尘》、哈金自己的《战废品》以及奈保尔的《河湾》。


“为什么约翰总是感到自己有罪?”“当Joads穿越沙漠时祖母怎么了?” 哈金设置的题目,只要精读作品,都很容易回答。“我这门课,要强调的是移居带给人形而上的精神上的影响。比如斯坦贝克笔下,为什么女性在这种情境下会更有力量?而且,上完这门课以后,他们基本可以知道长篇小说有哪几种形式,自己可以开始创作了。”


让哈金欣慰的是,学生都愿意跟着他“啃大部头”。他曾把杜拉斯的《情人》也列在书目中,但试了几届,效果不好,就换掉了。“他们觉得太轻了,不够厚重,像是Love Letter。”


学生们不叫他哈金,也不叫教授,就叫Xuefei ,那是他在波士顿大学的正式教职姓名:Xuefei Jin。写作间的网站和各种海报上,写着巨大的HA JIN,“系里为了attract people (吸引人)吧,一般他们都叫我Xuefei。”  他又马上说,“不过我给学生写推荐信,得用哈金,不能用Xuefei了。”  “ 推荐信写得多吗?”“ 哎,写得太多了!你必须写,他们是你的学生,你不管能行吗。好多人找工作,申请教职,联系出版……和我当年一样。”



饥饿小说家——“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  

◇◆◇


哈金在美国的第一份教职,是在埃莫里大学任诗歌写作教授。和他一起竞争这个职位的有260多人,当时还未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哈金,最终拿下这个职位。1993年,他搬到亚特兰大,开始了他在美国大学的亚裔文学教师生涯。


“那时候亚裔不是个优势,反而是劣势。他们会想,你凭什么能来教文学创作?”


“为什么是你?”哈金自己也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有几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过程我没犯什么错误。从系里到学校所有面试,我表现得还不错。再一个,我出了一本诗集,还有一个PHD。这很重要,美国很多作家没有PHD。还有,我的推荐信很强。”哈金至今记得当时他递交了四封推荐信,两封来自他在布兰迪斯读博时最重要的导师,大诗人弗兰克·比达特和艾伦·格罗斯曼;另外两封来自莱斯利和宇文所安。


他至今记得两句鼓舞过他的推荐语:比达特在信中写道,“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文学家。”莱斯利写道,“我从心底里相信他是天才。”“这些话当时对我非常鼓舞。” 哈金说。


37岁的哈金成了那所全美综合排名前30的大学老师,在那儿度过了他在美国最难的八年。“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我是最拼命的一个,全得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当你决定用英语写作时,已经走上了一条另类的路。华人觉得你注定失败, 这条路走不通。美国人呢,当你没拿到工作前都帮你,拿到工作后就觉得你是个rival(竞争对手)。所以我全得靠自己,任何一行句子、一行诗怎么弄的,我从来不敢问。”哈金反复说,你一个英语教授去问别人,说明你根本不行啊。


那段时间,哈金总想起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契诃夫的——哈金少年时在家乡东北小镇图书馆唯一读到的外国作家。契诃夫早期为了生计,写过很多小短篇,给报纸投稿,用稿费买面包。有位老批评家看了他的小说,给他写信,说你要珍惜你的天才,要写严肃文学。不知道你的食物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饿自己,我们都是从饥饿开始的。另一个,是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一个人总是找不到人间的食物,什么食物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没有东西能满足他的饥饿感,最后饥饿成了他的艺术。“这两个故事对我影响特别深,几乎是深入骨髓的那种影响。”


饥饿的哈金,下定决心继续冒险,他要用英语写出最好的小说。“就是一种你无路可退,只能退到纸上的感觉。跟着你的饥饿感走,别无选择,只能到纸上去写,大不了死路一条,失败。不停地接受被退稿,被拒绝。但同时你又要无比自大,你要给自己一个幻觉,你一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别管眼前有没有人看,你要跟死去的伟大作家靠近。你不自大可以吗?那就先输了。” 时隔那么久,哈金聊起艾莫里那些年的生活,仍然激动。


“系里曾经想赶我走。雇我的时候系主任在休假,回来一看雇了个亚裔人,说话还有口音,就总想赶我走。但是以后不行了,因为我出书出多了,还获了奖,他们赶不走了。”

哈金在那些年反复饥饿的过程中,撑了下来,写出了《光天化日》、《池塘》和《等待》,获得了海明威文学奖、奥康纳短篇小说奖、福克纳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2002年,哈金和太太、儿子重回波士顿。他以华裔小说家的身份,重新回到波士顿大学他当年的课堂,和莱斯利、罗伯特·品斯基、沃尔科特做起了同事。



太太最像他最满意的角色

◇◆◇


傍晚,哈金一定要带我去学校餐厅吃饭,这似乎是他接待朋友的惯例。“这是犹太人的Kosher餐厅,很干净。吃完饭我再赶回家。我们住在林子里,太晚了,太太一个人在家害怕。”


在波士顿,哈金一家选择远离热闹的市区,住在一个离市中心南向30英里的小镇Foxboro。他们住了十几年,邻居只有一户。不上课时,哈金每天早上起来写作,下午累时在院子里干活。“干什么活啊?” “我们后院,6英亩呢,秋天马上来了,各种叶子啊杂草啊,都是自己弄。”


他想起太太跟儿子刚来美国时,生活很简朴,“一年才花五六千块钱。”那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书后期,为了儿子能上好学校,他们住进一个最好的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就跟房东做了笔交易,“我们住Top floor, 但帮他们干活,早上帮送孩子上学,下午帮锄草料理院子,算交换。” 那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清苦,但哈金正是在那时完成了很多作品。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的区别,就是这一个一个坎,你能不能熬过去,过去了,你就不一样了。”


如今儿子已成大人,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又在布朗大学读博士,学历史。有人说,哈金父子两人,读了美国最难的两个专业,英语和历史。太太出国前专业是数学,到美国后,除了计算好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最重要的角色是成为哈金的灵魂伴侣。她无数次用“数学家的直觉”为身边的小说家提供修改建议。“《等待》的整个故事都是她给我的,太重要了。”《好兵》在中国出版时,找不到合适译者,哈金和太太联手做起译者。《好兵》扉页上写着:献给Lisa。译者:卞莉莎,哈金。


问哈金,他笔下最满意的角色是谁。他说:《自由生活》里的萍萍。问他,太太最像谁,他说:萍萍。


晚餐后,我向哈金提议开车把他送到昆西车站,他取了车再开回家,还需要50分钟。他一个劲地客气,像刚才抢着结账时一样坚决,“不用,不用,太麻烦。”


终于还是上了车,我们在渐亮的月色中向南驶去。行进中,GPS自动语音,“Turn right on the Franklin street.”哈金嘿嘿笑起来,“ 它都告诉你啊!” 车窗外的月亮,比前一天的还要大、还要亮,哈金突然说,“ 有一次中秋,我们看到的月亮像房子那么大,真的,像房子那么大!”


“现在看到月亮,你还会思乡吗?”


“现在看到月亮,就是月亮。”



对话哈金: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你和学生们会关注吗?


哈金:不会太关注。但是知道,也会看看结果。有学生也会开玩笑,今年村上春树又陪跑了。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诺贝尔奖不一定谁都能得到,但是诺奖的标准不是超不过的。你看有多少作家,他们的标准完全在诺奖之上,那才是真正的标准。所以不能因为一个奖,就成为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准,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怎么写出好作品啊。当然石黑一雄的作品很不错。


人物周刊:你和石黑一雄、毛翔青都是移民作家,都在海外用英文写作,但发展路径差异很大。


哈金:完全不一样。我比他们稍年轻,我起步晚,读完研究生才开始创作。他们都是很小就移民英国了,在那边成长。毛翔青过去号称香港最伟大的作家,中英混血,写关于华人移民的小说,《甜酸》堪称小经典。但他走的路不一样,脾气不好,公开讲为什么布克奖不给我,我写的比别人好。石黑一雄大部分写白人世界的事情。后来创作很多实验小说。虽然都叫“移民作家”,我们的轨迹完全不一样。尤其我,我完全是另一类,我属于另类作家。


人物周刊:另类指的是边缘化的野生的作家吗?


哈金:我确实是野生的。21岁前没见过会说英语的人,30岁前没听说过创意写作。我跟国内很多作家的路子是格格不入的。到美国后继续野生,用英文写小说,写中国故事又没回过中国。慢慢你就只能在边缘寻找自己的位置,建立自己的声音,靠作品在野生处抵达。

人物周刊: 你怎么看一个作家的天赋问题?从申请人提交的作品,能看出他们是不是当作家的料,或这一年能不能成?


哈金: 成不成也不能看这一年。但我们能看出他写作的语言潜力,和文章深处的气氛。中国学生甚至整个东亚学生,吃亏还是在语言上。日本人很少来申请,韩国和中国大陆的很多。有些人故事可以,但语言差很远,因为英语不是第一语言,很难达到文学语言的运用。但是印度、伊朗、巴基斯坦来的,语言上就没这些问题。文学语言,你得玩,玩得起来。很多人做不到。甚至张爱玲,她的中文小说再好,到了英语,就成了书本英语,缺少那种玩味。


人物周刊:你是外语系毕业,怎么规避或者说克服书本英语?


哈金:我一开始就是要写不标准的英语,我跟别人不一样,算是野路子。要写不是标准的英语。(前提是先要知道什么是标准的?)对!所以有的人说,你这不是英语。实际上你得先知道,比如我拙,但你得知道巧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更难的追求。另一方面,我要写得很自然, 有说服力,让人有一种可信的感觉。年轻人觉得你拙,北方的粗糙。我觉得难沟通,他们喜欢张爱玲的那种巧,像我们这种男人,我没有。但张爱玲到英语中,确实你看不到那个巧了,没有那个巧,根本就没有那个巧了。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筛选申请人?也像诺奖评委那样几人一起投票吗?你们会争执吗?


哈金:会,还会吵架。那些申请作品交上来后,我们每人都要给审阅意见,一个个筛选,有时候争执不下,还会吵起来。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但一共就十几个名额。拿小说方向来说,我一般对头五名很在乎,头五名是最好的,我希望他们都能来,后面的谁来都可以。但莱斯利和努涅斯会希望自己喜欢的每个人都进来,莱斯利总想多收亚裔,可能当年他带我们时,一下子出了我、琼帕·拉希里、彼得·戴维斯等等,很多都有亚裔背景,他老想再创造一个那样的班,但是很难成功。我比较看重语言,有些人语言不行,语言不行走不远的。


人物周刊:很多创意写作项目都有非虚构写作,像爱荷华、哥伦比亚、哈佛……你们为什么不设非虚构?


哈金:波士顿大学也有,但在另一个系,有点像新闻传播学,我们有同事在那边教书,很多华人都考到那边去了,有个叫陈冠中的香港作家就是那儿毕业的,我看过他的作品《盛世》,英文版的,很不错。但就我们项目,会一直把精力主要放在诗歌和小说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传统。


人物周刊:你会觉得虚构和非虚构有高下之分吗?


哈金:那当然了。我想起作家李翊云,当年申请爱荷华时,虚构方向没接收,被非虚构录取了,但她是写虚构的,后来虚构又把她请回去。还有一些作家,任碧莲、汤婷婷他们,当年都到爱荷华去读小说,但爱荷华告诉他们 ,先不要写长篇,没市场,没人读。像汤亭亭的《女勇士》,当时作为小说写出来,最后要出版了,两三周前给它变成非虚构。所以这其实是有高下的,小说创作就是更高级,诺贝尔奖很少给非虚构,只给过一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小说家写非虚构,大部分情况是能写好的。非虚构作家写小说,也可能会写得很好,但考验会多一些。

人物周刊:如果有个富豪给项目捐钱,条件是让他的孩子进来当作家,你们会收吗?


哈金:这,这,这够呛。他最起码要能写,跟大伙差不多,哪怕差一点点,才可以考虑。不过我觉得,中国富豪对这个不感兴趣。美国这种情况还真有,前几年有个诗歌杂志Poetry,一个老太太死之前给了杂志一亿美元。这家杂志没发过她一首诗,她生前整天投稿,就是喜欢这本杂志。一个杂志从此就翻身了。我们项目也是,前几年有人要捐两百万,还不让当正常奖学金,要跟别人做得不一样。他年轻时总旅行,爱写作,就做成了旅行创作奖学金,所以我们学生毕业后都有几个月的旅行,去越南、古巴、俄罗斯、中国,世界各地哪都有。


人物周刊:学生毕业后,如果作品出版还没有眉目,你对他们的未来会怎么建议?


哈金:作品出版也要看运气,但是要坚信,只要你写出了好作品,一定有出版社会给你出。刚毕业那几年非常重要,一定要给自己时间,想办法先完成作品。写作营是很好的选择,你最好是单身,没有家庭牵挂,去申请写作营,管吃管住,还强迫你专心写作。我记得我们班当时三个人,一个琼帕·拉希里,一个彼得·戴维斯,一个马歇尔·克里马塞威斯基,他们三人当时都申请到了Pronvence town 的一个写作营,半年,冬天,啥也不干,就是写作。他们都在那儿完成了第一本书,是在我们222开始,在那边完成的。书出版后,很快就把他们和别的同学区别开了,人生就不一样了。这三人以后都成了很好的作家、大学教授。我当年也去过怀俄明的一个小城,整个城市只有27个人,手机都不能用,绝对的隔离,你只能写。我的《疯狂》就是在那儿完成的,效率很高,提前一个星期完成,最后一星期都不知道在那儿要做啥。所以,如果真想当作家,最好毕业后拿出一两年,从一个写作营跳到另一个写作营,集中完成作品,大不了失败。但如果当时你没去试,这辈子多后悔,至少得去试一下。

人物周刊:你似乎对畅销书这一概念有保留意见,但你的小说也进入美国教材了。


哈金:畅销书是另一个路子。我的书从来没有畅销过。但我自己有数,它们在风格上和技巧上都是有追求的。不管读者多少吧,但是行家、真正的小说家都懂,他知道你这种书是下了功夫的、不容易写的。畅销书我估计得销售10万本以上吧,我的书怎么可能呢?我是文学创作。至于作品进入教材,这是两码事。比如短篇小说,要是进入教材的话,意味着你在不断地产生读者,而且是年轻读者。一个作家能写出优秀的短篇,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你要真正走得远,还得下大功夫。写小说是一生的投入。在美国你要成为小说家,要立身,就得写长篇。一本书你站不住的,你必须有一堆书才能站得住。有好多年,我经常感觉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前面的华人作家是谁?林语堂,他的论文和非虚构非常强,但是小说基本都淘汰了。你呢,你不能被淘汰吧。想起来就觉得这是一生的事。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可以用“一堆书” 三个字去描述,但当时也是一本一本、一座山一座山过来的吧?


哈金:不是一本一本,是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啊。我记得严歌苓说过一句公平话,她有一次提到国内那些作家,说他们都有电影了,哈金跟他们不一样,哈金是一笔笔写出来的。


人物周刊:这些海外华裔作家,比如严歌苓,你跟他们联系多吗?


哈金:跟严歌苓之前有过联系,她以后好像常回国,慢慢联系不多了。跟其他海外华裔作家联系也很少,主要创作路径不一样。语言像水一样,淡水和咸水很难混到一起。都认识,亲密联系的很少。

人物周刊:在美国的华裔作家里你比较喜欢谁?


哈金:王鼎钧的作品我非常喜欢,虽然他不怎么写小说,他的回忆录我看了,非常好。有一年,世界书局在纽约举办一个活动,他们请了我、王鼎钧还有夏志清做了一个座谈。我对他印象极深,他好像说过自己是在美国唯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


人物周刊:职业作家在美国生存很难吗?一份文学教授的薪水能带来多大安全感?


哈金:在美国你很难只靠写作生存,大多数作家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最好的当然是文学教授,有稳定且不低的收入,工作也是和文学、创作有关。像我们这儿的教授,都不退休,莱斯利和罗伯特·品斯基都教了几十年了,还说自己职业的PEEK还没到。只要每几年都有书出版,美国的作家生涯其实比较长的。代价是你要分出一些自己创作的时间。有的学校可以减课,比如我可以申请一学期只教一门课。我猜帕慕克在哥大肯定也会减课。但像耶鲁和普林斯顿,不管你多大牌的教授,都得和别人一样,教满四门课。所以我当时拿到了耶鲁的offer,还是一个很好的Chair讲习教授,钱也多,但不敢去,时间都占满了,会影响自己写作。

人物周刊:在《自由生活》的结尾,WuNan以看似失去的方式获得了某种自由。我想知道,你怎么看自己?是否你的才华也在现实生活的波折中损耗了一些?


哈金:这个说不准。有没有可能人的才华在磨损的过程中变得更成熟、更丰富呢?但我知道两点: 首先,真正的才华是压不死挡不住的;第二,如果30年前就专心用汉语写作,我的成就会更大些。现在晚了,但我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人物周刊:最近你的一本中文诗集在大陆出版,这算是一次语言上的回归吗?


哈金: 近几年我也用汉语写东西,出了两本汉语诗集。当然我每天生活在英语的环境里,实在无法用汉语写长篇,没法沉浸在汉语的语境中。明年我会给《联合文学》写专栏,当然用汉语写。


人物周刊:你的下一部小说是什么题材?


哈金:一个新长篇,关于一个中国歌唱家在美国。他代表某一类中国艺术家——跳出中国的文化环境、艺术圈子,怎么生存。你可以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但代价也是非常高的。他不是80年代来的,是09年来的新移民。也是现实中接触到了给了我启发。初稿完了,但离完成还早着呢,好多好多工作要做。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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