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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歌·三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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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动物园   

2016-09-02 12:27:59|  分类: 工作坊日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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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群不再是人人熟悉的小型部落,也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而是人口爆炸的超大型部落。现代人于是成了“超级部落人”,好比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

文|张丁歌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蛮荒,栖息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就是那个小部落里的一员……这是你的专属家园,部落的狩猎场。男人经常外出打猎,女人采集果实。儿童在营地周围嬉闹,模仿父辈的狩猎技巧。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已经完成文明进程,里面塞满机器和建筑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百万。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庞大的都市纷繁复杂,在你四周铺展开来,一望无际。”

 

这是英国动物学家、生物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饱受争议的《裸猿》三部曲之二)一书中开篇设想的两个场景。他引导我们比较这两个画卷:第一幅画里,如果部落万事如意,人口膨胀,一群人将会出走,到一片新的领地去殖民。就这样,人这个物种一点一点地在广阔的地区逐步定居下来。从数量比上看,第二幅画里的10万人对第一幅画里的1个人,从第一景到第二景的变化只用了几千年。人这个动物似乎适应这异乎寻常的新情况,但他还来不及完成生物学意义的变化,来不及演化为在基因层次上文明化了的新物种。这个文明化进程完全是依靠学习和条件反射实现的。从生物性上讲,人仍然是第一景里描绘的那个简单的部落动物。

 

1967年,莫利斯便借“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向世人宣称:人,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猴。在193种猿猴中,只有一种猿猴全身赤裸,他们自诩为“智人”,实际却是“裸猿”。他挑衅般观点激起巨浪,《裸猿》一度成为地下禁书。但几十年来,莫利斯的观点从未动摇:人类的生物学基础非但不能回避,而且要认真研究。尽管人类创造了瑰丽的文明,但仍然受制于基本的生物规律。

 

笼龛内外,已说不清哪一边更像“人类动物园”。你甚至会怀疑正在笼子外打量他们的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同类,是动物还是人类?

 

在《人类动物园》中,莫利斯的声音更像一个比较动物学、生物人类学的权威:近代以后,人类社群不再是人人熟悉的小型部落,也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而是人口爆炸的超大型部落。现代人于是成了“超级部落人”,好比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

 

他这样解释人类的“自我圈养”——人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生物属性,猝然进入超级部落里的都市混乱时,人心灵深处反而感到满意。这一属性是永远难于满足的好奇心、创造性和心智上的唯美倾向。都市的混乱场面似乎能加强这一品性……他思念都市的狩猎生活,到最大、最佳的狩猎场去猎取最大的猎物……是许多现代都市居民自愿禁锢在“人类动物园”的动力。

 

莫利斯认为,圈养动物发现自己被关闭,孤苦伶仃,或者生活在反常而扭曲的社会群体里。在并排的铁笼里,它可能会看见或听见其他的动物,但不可能与他们接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都市生活的超级环境的运作与之极为相似,“城市生活的孤单是众所周知的危害。在非人格的大群体中,人很容易失落。……在小型的部落社群中,约束他们的内聚力要大的多。由于顺应和一致的需要,他们的菱角被磨平了。相反,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社会隔离的悖论又给人类动物园里的许多人带来大量的压力和苦难。”

 

“人类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有评论称这一比喻深刻揭示了现代都市人的困境:人口过剩、过分拥挤的生存空间与人的生物学特性严重相悖,造成过分的压力、过多的“都市病”。

 

来自法国摄影师Patrice Letarnec的一组作品《人类动物园》(Human Zoo),便像时隔多年对莫利斯的观点做出的一次视觉呼应:一个个紧锁的大铁笼内,简陋的枯树、石台、冷墙壁,面无表情的人们在里面,暮气沉沉地存活(甚至都不能叫生活)着。他们躺着、歪着、行走、或互相倚着,看不出温暖,只释放出绝望、烦躁与百无聊赖。人类终于像动物一样被圈养(或囚禁)在动物园内,被观看,被指手画脚,成了名副其实的“圈养动物”。

 

这组作品看后令人不安,当人类社群与动物丛林彼此交替,“超级部落人”与“圈养动物”之间界限趋近模糊。失去自由意志的人,或皮肤裸露的“智人”,笼龛内外,已说不清哪一边更像“人类动物园”。你甚至会怀疑正在笼子外打量他们的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同类,是动物还是人类?

 

“在正常情况下,在自然栖息地里,动物不会自残、自渎、攻击幼崽,不会患胃溃疡、恋物癖、肥胖病,也不会结成同性恋的配偶,亦不会杀戮。毋庸赘言,在都市人的身上,这一切都发生了。……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动物的确表现出这样的行为;当它们在不自然的情况下被囚禁起来、受到限制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动物园笼中的动物表现出上述一切反常的行为,我们对人身上这些反常现象就很熟悉。显然,城市不是水泥丛林,而是人类动物园。”

 

在这个超级部落,或人类动物园里,“圈养动物们”会发明一些规则,比如宗教、法律来约束自己的本能。但在实际操作中,动物本能仍然发酵着强大的力量。

 

Human Zoo”不只是莫里斯的书名,Patrice Letarnec的摄影作品名,或作家们的小说名,它更是历史上“社会人类学范畴”的一种荒诞现象的命名。

 

“人类动物园”始终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话题。然而,这一概念也因几个世纪以来的另一呈现形式,持续酝酿着巨大的争议。

 

Human Zoo”不只是莫里斯的书名,Patrice Letarnec的摄影作品名,或作家们的小说名,它更是历史上“社会人类学范畴”的一种现象的命名:Human Zoo 1920世纪公开进行的人类展览,所展出的人类(展品)通常是所谓的“原始人”。这种展览通常着重强调西方文明中的欧洲人与被认为“原始”的非欧洲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它常常被视为一种荒诞的族主义行径。

 

简单说,“Human Zoo”也是一种“人类展览”。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巴黎、汉堡、安特卫普、巴塞罗那、伦敦、米兰、纽约、华沙等地都举办过这样的展览,受欢迎的程度难以想像,通常参观者数量都能达到20万人以上。至今,巴黎当年为迎接殖民博览会建造的“热带花园”,还因为人类动物园遗址的角色,成为现代游客的寻访秘地。

 

在这些展览上(或人类动物园中),人类不仅像是“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珍奇异兽”,更趋向于一种“活体展品”。 最近的一次争议引爆,来自两年前的伦敦,2.3万人签署请愿书,呼吁抵制南非装置艺术家布莱特·贝利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展示的最新作品《物证B》。艺术家的灵感便来自19世纪欧洲观众将非洲人当原始怪物观赏的“人类动物园”,一些触目惊心的暴行也还原性展示。不像法国摄影师Patrice Letarnec那样,用那些“笼中行为”的作品唤起了现代人的心理警觉,布莱特·贝利这位南非的白人艺术家,却因为用艺术揭开历史的伤疤,过度唤起了民族间的心理痛感甚至耻感,而背上了种族主义的恶名。

 

文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们总是擅长触摸人性与动物性的边界

 

文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们总是更敏感于人性(人类社会)与动物性(动物群落)彼此的边界,擅长在作品中以动物和动物园作为隐喻投射。

 

早在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中,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之间的阶级博弈,就已被极尽讽喻地呈现:农场的动物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人类赶出农场,以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最终,所谓的动物领袖,那些猪们,篡夺了革命果实,成为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他的成名剧作《玻璃动物园》中,则把人比作蜂群,住在“密密麻麻的蜂窝似的居住单位”里。

 

英国的新生代小说家朱莉娅·斯图亚特,则把她的小说《伦敦塔集雨人》的设置在在千年历史的伦敦塔里中。在13世纪早期,伦敦塔里就有一座动物园。这个故事,便围绕着看塔人一家与这座神秘的塔内动物园展开。

 

而中国作家、诗人钟鸣在那部奇幻的《畜界,人界》中,把人类与动物界的奇异生灵与人性、兽性书写到极致:吃铁的动物、叩头虫、刑天、政治动物、一元论动物、树皮兽和其他名词性动物……想像力丝毫不输博尔赫斯的《想象的动物》。通篇既有人类的共性,又不乏东方语境:“狐狸的报复一般选在秋天,秋后算账的本义指的就是这个。”他还从帕斯卡关于国王与动物的格言中,觉察到与权力相处的方式即是要使自己“动物化”:“嵇康之所以不能存身,在于他对变成动物还只存有幻想,究竟是变成不食死鼠和腐臭的,还是继续做人,他始终拿不定主意”。这一点,又与莫利斯的“人类动物园社会学分析”不谋而合。

 

坦言“心中碰上大波动”时会选择逛动物园的毕飞宇,也洋洋洒洒写下过一篇《人类的动物园》。 “动物园”这个概念本身就隐含了“城市”这个概念的部分属性。狩猎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产生不了‘动物园’一说的,工业文明出现了,人类便有了自己的动物园。动物园的出现标志了人类对地球生命的最后胜利。”

 

他写到:人类对凶猛动物的敬畏原先可是了不得的,诸如“老虎的屁股”、“吃了豹子胆了”、“河东狮吼”都是动物留给我们人类的最初惊恐。这些话如今只剩了“比喻”的意义。在动物园里,人类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站在动物园里,他时常想:如果没有人类,世界的主人到底会是谁呢?或者说,如果上帝再给所有的动物一次机会,谁是世界最后的“秦始皇”呢?最后他写下:把狗还给狗。把狮还给狮。把水牛还给水牛。这是我们人类唯一要做的事。生命一直是结伴而行的,别的生命都进了动物园,人类的末日便不远。

 

也许,一个真正的“疯狂动物城”就是人类的未来。

 

人类和动物,到底是谁驯化了谁?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那本著名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人类历史的视角,他将人类看成一种经历过数次革命最终占领地球的动物。

 

书中他写到,“有学者(注:也许就包括莫利斯)曾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是由人类脑力所推动的进步故事。他们说演化让人越来越聪明,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能够驯化绵羊、种植小麦。等到这件事发生,人类就开开心心地放弃了狩猎采集的艰苦、危险、简陋,安定下来,享受农民愉快而饱足的生活。”他笔锋一转,认为这个故事“只是幻想。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

 

赫拉利通过一万年前的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的DNA拷贝数得出推论:农业革命是这些动物的胜利。农业革命的结果,不是人类驯化了农作物和家畜,而是农作物和家畜驯化了人类。

 

当然,就像莫利斯的“裸猿”说激起大量“智人”的口水讨伐一样,赫拉利的“家畜驯化人类”也引起很多反驳声音。“如果说农业革命是农作物和家畜的DNA的胜利,那么工业革命就是机器和集成电路的胜利?”自称“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中国学者李淼,就坚持认为人类至少是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如果我们真相信基因或细胞才是价值所在,那么一头大象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一个人,一头鲸鱼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大象(动物细胞的大小基本相似)。”

 

在一则《泰晤士报》 的报道中称,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考古学家对132种灭绝啮齿动物的8万颗化学牙齿进行研究后,震惊地发现,地球的轨道变动是造成哺乳动物大灭绝的原因。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每隔250万年左右就会从圆形变成椭圆形,这一变动将使地球进入超寒冰河时代,造成生物大灭绝。而人类已在地球上出现了25万年,所以,再超级部落式的“人类动物园”,最多再延续225万年,就会迎来下一个超级寒冷的冰河时代,造成人类大灭绝,而地球上产生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未来谁将取代“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呢?答案是:一种能够抵御极度寒冷的新种类巨鼠将可能统治地球。也许,一个真正的“疯狂动物城”就是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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