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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歌·三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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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2015-05-15 10:03:58|  分类: 工作坊日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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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文学家、华裔汉学家,还是世界各国的外籍汉学家,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或许是为了一个大写的中文、有记忆的汉语。

   文|张丁歌

  “我在哪里,德语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写过《魔山》、《威尼斯之死》的诺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于纳粹上台后长年流亡海外,在一次回答“离开祖国后你和德语的关系如何”时,他这样说到。

    诗人北岛,结束20多年海外漂泊后,终于定居香港。在被问及,“你四处波折游历,不停搬家,始终带在身边最珍视的东西为何”时,他答:中文。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对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或一个翻译家,一个文学评论家来说,语言和文字终是他们精神赖以生存的命脉。相比在故土,海外生涯,或许更是对其语言(尤其是母语)这一永恒行李的提醒、刺激和另一种形式的保护。

    而在海外,汉语以中文的名义,更有可能从身兼生活语言、地方性语言的角色中,最大程度被提纯,以更深入的文学语言、思想语言的姿态,游弋于西方世界,同时也探索、丰富着自己的边界。

    中国诗人欧阳江河在与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次对谈中,谈及“受伤的语言”。“我们天天使用的汉语,有人把它当做传递思想、信息交流的工具,这个看法是错的——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最重要的一种呈现和凝聚的方式。它并不是在传达我们的肉体生命状况,它本身是疾病、力量、虚无和思想的一个真正意义上各种信息的携带者、传递者、呈现者。”

   百年以来,汉语作为这样的传递者,也以文学或非文学的形式,在海外更广泛地传播着。它既是林语堂、陈世骧,夏济安、夏至清、叶嘉莹、北岛、杨炼等等几代华人文学家的文化血缘,成为他们游历四方却无法卸载的精神器官。它也是高本汉、费正清、马悦然、顾彬、葛浩文、史景迁等,更多有着“中国情结”的海外汉学家们的一把钥匙,他们期待以此能旋开中国文化这座东方大门。

  

   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汉语这件中文行李,如何历经世界范围的游历?

 “我们当下使用的中文,在之前有一个历史特别久远的文化载体,是汉语。我一直认为汉语与中文是两回事。”欧阳江河曾这样评价世界语境下汉语与中文的界限。

   他认为,“汉语是一个在完全封闭的,与其它文明没有交往,同其它语言没有互相翻译的情形下,成长起的一种语言状态。但在当下,中文是相对于英、法、俄、西班牙等等语言之间的翻译、交往产生出来的。在我们的中文呈现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时,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成为解毒剂,就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汉语。”

   当把视线放置海外,时间轴拉至近百年时,似乎很难说清汉字、汉语、古汉语和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中国学之间的微妙边界。无论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文学家、华裔汉学家,还是世界各国的外籍汉学家,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或许是为了一个大写的中文、一种有记忆的汉语——它打破了上述边界,在传播种穿行于各个维度间。

    20世纪初,相较海外作品不断译入,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的译出,还在起步阶段。

    林语堂算是早期的汉语文化译出大家。1937年,凭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的林语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当即成为全美年度最畅销图书,又被译成十几国文字。《纽约时报》曾评: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而自上世纪30年代起,林语堂仅在美国就出版了近40部英文或翻译作品。包括杂文集《孔子的智慧》、《中国圣人》、《风声鹤唳》、译著《浮生六记》、《东坡诗文选》等等。西方世界曾长久掀起“林语堂热”,尽管在故土也曾引起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文化的海外推介典范。报业家曾虚白曾对他献上赠语: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

    学者陈世骧于汉语世界的意义,是另一种典范之路。1914年赴美深造,后长期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与杨联升、吴鲁芹、夏济安等留美学者,开启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研究的新局面”(陈子善语)。“世骧无时无刻不在洋人面前赞扬我国的文化、文学。”陈世骧的挚友、另一位华人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这样描述。

陈世骧育才无数,在美期间,聂华苓、郑愁予、痖弦、杨牧等都曾受教于他。他和夏志清,也成为20世纪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研究者及推广者。张爱玲曾经两年的伯克利生活,也缘起夏志清引荐至陈世骧处。这三位名声响亮的华人文学家,虽然留下过一段尴尬的恩怨风波,但也算中文世界在海外文坛的一段鲜活插曲。

    说到聂华苓,她在上世纪60年代,便与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创办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至今已有超过115个国家及1,000个作家获邀到访,参与驻地写作计划。余光中、白先勇、萧乾、艾青、王安忆、张贤亮、汪曾祺、北岛、阿城、刘索拉等中国作家,都曾在“爱荷华”创作过他们的中文作品。聂华苓因此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她的“爱荷华”,也一度被视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

  

   “我曾长久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

    

   北岛三次入围诺奖,诗作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却从未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朗诵过一首诗,“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它有种孤悬于另一种语境的感觉。” 相比林语堂、哈金等以英文写作、仍能取得世界注意力的作家,北岛认为,“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他说出“汉语(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时,诗人杨炼在说,“诗歌是我唯一的母语”。同样漂泊海外数十年,杨炼也从未停止中文写作。“我曾长久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通过写作,我始终是中文诗歌的内在者。”

   “或许因为汉字那么独特显眼,它让我们太容易想象有一条直线,连接着古今中国。这个一厢情愿美好而危险。它忽略了当代中国是个文化大杂交的产物。古典文化锁在古汉语里,20世纪发明的白话文,带着40%的翻译概念词,是一个比美国英语还年轻的语言。‘文革’之类的价值混乱,恰恰证明了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双重空缺。”杨炼对于汉语的期待和要求,类似一种精神幸存者,对“受伤的文明”的美学反抗。

    长期的海外经历,让“北岛与杨炼们”成为跨文化语境下清醒的“他者”,对古老汉语背后的中国文化,反而有着更强烈的审美自觉。在面向世界的写作中,他们不停对抗着汉语遭遇的平庸与杂芜,让纯粹的诗歌,成为穿行西方世界的通行证。

   而叶嘉莹、余英时等老一代华裔学者,则毕生都在身体力行推进着中华文化的古典之美、史学之境。两人曾于1966年同期在哈佛大学执教,一位后来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一位成为首位获颁美国国会图书克鲁格终身奖的亚洲史学家。如今他们在海外的声誉及影响力,早已把西方世界对“汉语”的理解,引向古典诗词美学、汉学、中国思想史的深处。

 

作为第二母语的汉语,是汉学家穿行东西方文化的必备行李。

  

   相较华人学者、华裔汉学家,汉语(有记忆的汉语)与中文(大写的中文)在海外的传播,还涌动着更大一股推动力量: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他们对汉语、中文、中国文化的好奇与热情,几乎高过中国人本身。汉学家们的文化倾向,往往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视角、态度与文化立场。而对他们来说,作为第二母语的汉语,更像一件穿行东西方世界时随身必备的文化行李。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通晓15种语言,却仍被称作最中国化的汉学家:善做文言文,开口、下笔皆“吾华”;善中国书法,笔墨被称 “高体”;诗词、古琴、篆刻样样通;写了两本奇书《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成为中国性学的开山之作,还不忘对世界宣言: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2000多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

擅写康熙的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被称为“美国汉学三杰”。“我和康熙都是成年后才开始学汉语,康熙的母语是满文。我们都是为了看懂奏折内容开始学汉语。” 在翻阅康熙御批真迹时,史景迁翻出共鸣。他写康熙,写张岱,写胡若望,写小人物王氏之死…共出版了15本研究中国史的著作,也让西方人都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景仰司马迁”的意思。

也许因为诺贝尔奖的缘故,我们脱口而出的汉学家,总离不开瑞典那一支。高本汉、马悦然、罗多弼……三代瑞典汉学家的代表。

高本汉是最早研究古今汉语演变的西方汉学家。他对汉字、汉语的痴迷程度与研究成果,曾令中国学术界惊叹,也使汉学在瑞典成为正式学科。百年以来,汉字、汉语的魅力与价值,倘若在西方收获了它应有的关注的话,那一定离不开这位“中国语言控”的大力推动与传播。

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还公开批评中国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

 这份价值认同与情感投射,怕是今天百座孔子学院也难企及。高本汉这份衣钵也传给了他的女弟子,林西莉的《汉字王国》,便是用15年完成的一次汉字长征,译成多国文字,曾轰动于欧洲。

马悦然作为高本汉的大弟子,显然更得真传。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尤其中国当代文学与诗歌)的关系,就如高本汉与中国文字、古音韵学之间:无根而固,有种乡愁般的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起,马悦然就翻译了北岛、杨炼、顾城、沈从文、高行健、张贤亮等中国诗人、小说家的大量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重要推手”。成为瑞典学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终生拥有诺贝尔奖投票权后,也意味着:他终生都要围绕于瑞典语和汉语之间,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了。

 而除了不能举手投票,同样担当“推手”角色的一份重要名单上,还有:瑞典年轻的汉学家陈安娜;德国汉学家顾彬;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等。没有他们的译介,或许西方世界不知道,“中国文坛这么大,我也想看看”。

汉语在海外,就像用了一百年,穿过大半个地球,去让世界看自己。它又古老又年轻,它带着伤痕,也带着记忆。它像一件行李,在漂泊中,用中文为自己写下未来千年备忘录。

 

 (20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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