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张丁歌·三生计

解开时间的扣子

 
 
 

日志

 
 
关于我

“命运即是地理与时间的媾和之物。” WeChat:AbaoTime 【搬家 , 存档, 转稿请知会】

网易考拉推荐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2012-10-07 17:58:55|  分类: 工作坊日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每年诺奖临近,这片土地都会乐此不疲地用最大的热情和想象力,投身一轮又一轮的文学想象大讨论。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因为过度直接,在荒诞之余几乎令人感动。今年的话题G点,更像是赌局轮盘上的珠子,来去回弹间只剩游戏的快感。最好的表态,或许就是那位像被弹珠一样莫名弹起的作家名字的谐音:莫-言,吧。

日本的村上君,据说和莫言同时被炒至赔率前高,但他实在被太多人爱了——畅销书作家拿到诺奖的几率少之又少,这几乎是诺奖的一个潜在宗旨:我们不是为畅销文学添薪。而另外,阿多尼斯、菲利普罗斯依然在赔率表上坚守阵地。去年给了诗人,阿多尼斯应该安心在花园写诗了。Philip Roth——会是他吗?

找出去年诺奖前夕,在瑞典文学院院士会议室对马悦然做的一篇访谈——那时距离2011年的诺奖揭晓还有一个月时间,我们用了不少时间谈及30多天后意外的获奖人托马斯——话题主要围绕中国的文学创作和诺奖的关系,以及瑞典的文学生态。因为话题的本质上的敏感,和年复一年的点击带来的无形脱敏,以及马悦然去年此时的尤其谨慎,访谈有些环节多少显得中规中矩。但至少在去年诺奖揭晓前,这位对中国至关重要的诺奖评委,立场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中国诗歌文学偏好上的“波动”。

不知今年诺奖结果如何。其实对于作家内心的创作来说,是谁,都不那么重要吧。

 

——

马悦然:“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3000年前,《诗经》就是世界上最老的诗集。刘勰写《文心雕龙》时,北欧居民连文字都没有。”“我就喜欢他们身上的乡巴佬气质,他们懂得并运用农民的语言来写作。我认为这是具有中国自己乡土特色的传统文化。”

文 /张丁歌

87岁的约然·马尔姆奎斯特拍照时,一定要走到自己的位子前。他数着,第5席,“不能坐错位置”。

9月1日,瑞典,周四,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瑞典学院。楼下是股票交易所改成的诺贝尔博物馆,楼上是仿照法兰西学院建立的瑞典学院。约然·马尔姆奎斯特,即汉学家马悦然。我在二楼的“十八院士会议室”见到他。18张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坐席,只有位于第5席的他,可以直接阅读中文作品,他是评委中唯一一位汉学家。会议室门外,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大厅。每年10月以前,这里都像厅中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安静如常。

马悦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大量中文作品,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多年来,他汉学家的身份之外,还被视为中文文学面向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

每周四,是马悦然来瑞典学院的“上班”日。和院士们开会,或者签文件、查收信箱。每周,信箱里都会攒满来自各地的,发表或未发表过的小说或诗集。不少多有自荐之意。见面那天,他例行收信。最新到的是一位中国女作者的小说,他拿起问我:你知道她吗?看着陌生的名字,我如实说,没有。他指着封面上搭配的英文书名说:翻译的不对。

合上书后,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一起,接受了我的采访。

(注:以下访谈部分为9月1日瑞典现场采访,和10月6号后的邮件补充采访。)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 张丁歌 - 丁歌·三生计

( 每周四,马悦然都来瑞典学院收信)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 张丁歌 - 丁歌·三生计

 (马悦然在十八院士会议室)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 张丁歌 - 丁歌·三生计

 (瑞典学院长廊,左一是 1987年获得诺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

马悦然:诺贝尔里的“中国控”?

不管怎样,很多人一度把马悦然视为欧洲一大“中国控”。毕竟他从1965年开始,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前几年,一腔热情用中文以中国为母题写出散文集《另一种乡愁》。但由于身份特殊,多年来他总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一个颇受争议的位置。不久前,新媒体微博的勃兴,也再次扩大了这一闹剧式“非议”。不过,问及他和中国的关系时,他仍愿说“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 

《新周刊》:你怎么表述你自己跟中国、中国文学的关系?

马悦然:中国就是我的第二个祖国。我的中国朋友很多,尤其是各种作家朋友。

《新周刊》:你的日常工作内容如何,是否大量时间要拿来阅读中文作品?

马悦然:我每周四都要来瑞典学院开会。查收邮箱,有大量寄来的作品。阅读、翻译小说和诗歌是必须的内容,但肯定不是全部。我自己也在写作。另外,诺奖评选只是瑞典学院的工作内容之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翻译工作是编篡一部瑞典语大辞典,收录1520 年后出现的所有词汇,整部书要到2017 年才能编完。 但每年八九月开始,会相对集中于诺贝尔的评选议程工作。

《新周刊》:我想知道,到底“马悦然”对中国作家参选诺贝尔的影响有多大?

马悦然:哈哈。你要知道,整个诺贝尔评委团18院士中最初并没有预先设置一个汉学家的位置。我当初被选入瑞典学院时,也是因为我是语言学家,刚好我研究的语言是中文、汉学。这使我把语言学和中文文学两个领域跨界应用。所以要说影响,可能就是我会把我接触到、看到的一些不错的中文作品进行翻译和推介。

陈文芬: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马悦然。大家都会强调说,瑞典学院18个委员里只有他一个汉学家,所以怎样怎样。应该这样看,第一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第二他是一个翻译家,这是前提,然后才是汉学家的角度。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现在就是个退休老人,文学诗歌爱好者。他翻译的东西不一定就会得奖,只是因为他喜欢,认为有价值。

《新周刊》:但你对瑞典或整个北欧了解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很大。他们至今脱口而出的中国作家首先还是沈从文、高行健,诗人是北岛,顾城。这得益于你译介的力量。可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马悦然:高行健和沈从文,他们一个获过奖,一个被提名,而且他们的作品确实非常好,被记住很自然。北岛和顾城早期的诗歌我翻译的较多,这跟他们创作时所处的时代有关,80年代曾是中国最好的时代,也是西方对中国文化关注度很高的时代,诞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另外,他们两个来过瑞典交流、生活,瑞典人对他们印象深刻。其实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好的小说家、诗人,有的确实有资格评选诺贝尔奖,但障碍就是缺少好的翻译家。只有近20年,各国才有好的翻译家、汉学家出来。上世纪30年代,大多数中国好作家都没赶上好时候,很可惜。现在,除了作家的创作力问题,同样也面对译介的问题。

《新周刊》:你每年都会推荐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

马悦然:这就难说了。我每年收到差不多250个推荐书,里面有些人推荐同一个人,实际上被推荐的作家可能是150 多位。其中要是有中国作家在名单上,不一定是中国人推荐的,可能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资格推荐。如果我真的发现好的作家作品,也会推荐。这跟每个院士的情况是一样的。

《新周刊》:你是否还认为中国作家有过重的诺奖“情结”?

马悦然: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作家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了。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它不是世界比赛,要选“世界冠军”。其实就是欧洲北部的18个人,每年要选一个他们认为好的作家。当然,世界上每年都可能有1000、2000个作家,但奖只能发一个。可能非洲、澳洲、亚洲……有很多更好的作家,但我们没发现。

陈文芬:其实别看这个奖在国际上闻名,瑞典本国人民包括一些作家本身,对它的心态反倒平和。人们并不觉得十八个委员评选出一个奖,就是一个世界大事件。诺奖就像发生在家门口一件跟文学等有关的party。这样的心态相对比较健康。 

瑞典院士:阅读天枰上没有年龄和语种的砝码 

“想象一下,当我们的瑞典院士面对印度尼西亚诗人的英译本,喀麦隆小说家的法译本,一名作者用南非荷兰语写成却在德国和荷兰出版的作品,一位名人比如菲利普·罗斯的英语作品,他们在取舍时还能坚守所谓纯的瑞典语吗?”诺奖公布一周后,英国小说家蒂姆·帕克斯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发布了上述言论。

显然,诺奖结果和他的预期产生出入。他质疑道:来自世界各地的诗歌和小说,与其自身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密切相连,瑞典学院清一色的瑞典院士们可能对此知之甚少。作品很少是瑞典文的,多为英文。有些小语种国家的作品只有法语版、德语版或西班牙语版,评委们读到的原著并不多。 

似乎这不只涉及到评委的语言系统,还涉及到各国翻译家们的勤奋程度,以及译本对于作品传播的重要性。

时间退回到1992年,那位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的诗人瓦尔科特摘奖时,他的作品并没有被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仅有一本薄薄的诗集《冬天的灯》译成瑞典文。据说有瑞典记者当时沿街问了一百个行人,没有一个事先听说过瓦尔科特的名字。连他自己得知获奖时,都脱口问“为什么是我?”对此,瑞典的华裔作家、《诺贝文学奖传奇》一书作者万之认为:瓦尔科特属于具有多元文化立场和姿态的作家,并没囿于某民族文学家的身份。瑞典学院一方面会关注西方文化边缘外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些第三世界或边缘文学不局限于民族的藩篱,可以译成西方语言介绍过来,以此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互补。

“文学是文学,奖是奖。”——中国某作家的这句诺奖评定,万之表示认可,“易卜生、托尔斯泰、卡夫卡、沈从文……这些并未得奖的作家,难道作品不属一流吗?”但是,他还是说了一句,“如果一个民族要求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承认,也应该接受院士们只能用西方语言来阅读作品这一现实。”

有个诺奖以外的例子或许同样说明问题。瑞典另有一位重要的中文译介者,安娜陈,当问及她有否发现新的年轻作家时,她的兴奋和无奈同时呈现:“有。中国的70后作家,像路内和任晓雯都不错。任的《她们》我很喜欢,想翻译。可惜出版社认为并不乐观,理由是,此前未见到英译等其它译本。”看来,译本(至少是英译本)的出现与畅销与否,已经成为瑞典乃至欧洲出版圈,测量作家作品价值的便捷尺度之一。

《新周刊》: 除你之外,其它17位院士对他国语言的通晓情况如何?

马悦然:院士们的英文、法文、德文都没问题。除了我主要研究汉学、中文,也有精通俄文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文的。但没有会阿拉伯文、印度文、日文或非洲文字的。即使没有翻成瑞典语的作品,院士们也可以去看英、法语译本。中国的作品也是这样。

《新周刊》:译者成了作品“被看到”的开关。瑞典其它汉学家的翻译情况如何?

马玉然:在瑞典,除我之外还有我的学生,另一位汉学家安娜?陈。她已经翻译过余华、苏童、莫言、阿来、韩少功、王安忆、虹影等三十多本中国作家的小说。

《新周刊》:抛开作品本身的优劣,翻译对作品传播和被接受程度的影响有多大? 

马悦然:太大了。当年老舍的《骆驼祥子》,被一位美国翻译家译的一塌糊涂,竟把悲剧结局完全颠覆。让人怎么能了解作家的真实水平?听说现在台湾有些出版社,为了赶市场,几个人流水作业翻译,把作品当成“一单活”,这简直是杀死文学的利器。译本非常重要,如果面对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作家,应该找来已有的不同语言的译本,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对照着看。当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遇到好的翻译时,才有可能更广地被国际上接触和认可。

《新周刊》:院士们还都是偏高龄吗?这会影响对年轻作家的选择么?

马悦然:院士们的平均年龄比较高,可这现象不会影响他们对文学的看法。而且已经有一些少壮派力量进入瑞典学院。有两位女院士专门收集年轻作家的作品,定期写推介报告进行介绍。

《新周刊》:你们的意见总能达成一致吗?

马悦然:每个评委肯定有自己的审美品位,很少有一开始大家都倾向同一人的情况。可能会有五个作家,三人认为A最好,五人认为B最好,再往后就看情况。几轮投票后,就比较清楚,谁有希望得奖。当你看到自己欣赏的作家没希望了,你可以选其它人,也可以投空白票。最后基本可以达成一致。

尊重母语:还有多少“中国味”?

   “还是要有自己的味儿噻。”马悦然说话,时常会冒出一两句“四川话”,那是他所习得的“第二祖国”的方言之一。

     爱尔兰诗人希尼,也称得上一个相当“有味儿”的作家。《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诗集。他在其中尽情使用了大量只属于爱尔兰民族语言的词汇——那是很多英国人都不懂的语言,甚至有学者专门列出词汇表研究。显然,希尼并不因考虑让英国人听懂,而对自己的语法和风格做亲民式改善。1995年,他得了文学诺奖。 

     2000年文学诺奖和中国关系最密切时,万之曾采访时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贺拉斯恩格道尔。“真正伟大的作家,为自己创造出读者,诺奖就该奖给这样的作家。”秘书这句话,似乎为所有曾爆出冷门的黑马作家,送出了最合法有效的解说。万之认为,恩格道尔的话也代表瑞典学院的态度,即:一般作家为满足现成读者的趣味而创作,需要被鼓励的写作,是从作家的自言自语状态出发——在他们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前,理解他们作品的读者还没产生。”

《新周刊》:万之曾提出“爱文主义”,即尊重母语的纯洁。你是否也强调中国作家要保持自己的中国味,创造自己的语言?

马悦然:当然。中国很多作家有自己的“中国味”。像闻一多,他写的诗音乐性很强,他是把中文文字作材料,搭建起很美的建筑。沈从文更是,语言都特别的美。现在的曹乃谦,善用农民语言,我翻译时常常得请作者解释其中很多很脏的土话。有读者认为他的语言太粗俗,可他就是一个单纯立身在农村的作家,他耳朵灵便,把农民的真实语言搬进小说。他的小说题目《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是来自山西乞丐唱的《要饭调》。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

《新周刊》:有人说他小说中的方言对南方读者有些难,不懂方言很难读出原作味道。

陈文芬: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啊。南方读者读俄国文学、土耳其文学、法国文学都没问题。瑞典读者、美国读者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依然自得。瑞典有家电视台记者读了曹乃谦的《到》后,还四处找曹的方言录音要在电视上播放。

《新周刊》:从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学创作现在缺些什么吗?“中国味”?

马悦然:我觉得还是缺少真正自己的东西。说实话,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这问题很早就有了,五四运动开始,有人受西方文学影响,创作的诗歌,字是中国字,但已经没有中国味,是用中文写英语诗或法语诗。这些年常听到:中国文学何时能走上世界文学舞台?其实3000年前就实现,《诗经》就是世界上最老的诗集。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还没出现时,中国文学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如此。刘勰写《文心雕龙》时,北欧的居民连文字都没有。至于唐诗,像李白、杜甫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外文,对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还是要有自己的味儿噻。

中文文学:吾爱诗歌,但吾更爱小说

当年,陈世骧(留美学者,曾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东方语文学教授)曾对张爱玲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未多言语回应的张,日后在自己小说的译后记种,以传统的诗与小说为例,表示“大可不必斤斤计较这句话”。

近年,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多次发声:中国文学第一流的作品总是诗歌,中国的精神不在诗歌中就在散文中,总之不在小说里。甚至曾一句论断“否定”了一众中国作家的作品和才华。“简直是笑话。”马悦然对此显然不能苟同。从陶渊明、欧阳修到北岛、顾城、杨炼,他翻译了不少中国诗歌,仍认为中国的小说有不可忽视的潜力。

虽然,从2000年后,诺奖跟中国的小说和诗歌都没有再发生太直接的关系。

《新周刊》:文学诺奖十几年没给诗人了,这次颁给80岁的托马斯也是对诗歌的再次肯定?你怎么看顾彬的“中国诗歌优于小说”?

马悦然:我很高兴托马斯得奖。瑞典是个很小的国家,此前已有七个瑞典得奖的作者算是够了。可瑞典学院非考虑到托马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不可,终于把奖颁给他。至于顾彬,我不同意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我认为他完全缺乏审美感。他阅读的范围好像也很窄。据我看,当代中国优秀的小说家比优秀的诗人多。

陈文芬:马悦然翻译过托马斯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和散文集《蓝房子》两个英文译本。众所周知的是《野蛮的广场》交给北岛以后的发展,似乎成为托马斯与中国诗人之间的诗缘的起点。后来他又翻译了托马斯的俳句诗集《巨大的谜语》。今年春天,偶然的契机它计划要出版两本手抄本的托马斯诗集,约二十本左右,仅是做为收藏所用。后来得知他获奖,瑞典出版社来讯,才打算印制平装版给大众阅读。

《新周刊》:近些年你接触和欣赏的中国作家有变化吗?

马悦然:从现代中文作家是诗人来看,我翻译较多的是北岛、高行健、沈从文、李锐、余华、苏童,还有曹乃谦。他们都是中国当代作家中非常重要的。李锐和曹乃谦是我后期翻译比较多的。还有残雪,她的作品我读了很多。十几年前我就关注她,当时在爱荷华国际笔会,也有很多中国男作家出席,我提到残雪,他们都没有反应,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有时候她比卡夫卡还前进了一步。这么多年我对她的看法还是没有变。

《新周刊》:这是不低的评价,你似乎还将李劼人评价为中国的莫泊桑?

马悦然:对,我很喜欢李劼人的作品。尤其欣赏他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的描写!我认为他是中国的莫泊桑。

陈文芬:我们也是偶然从微博得知《李劼人全集》出版计划,上面引用马悦然的评论部份有失误,把李劼人作品跟杜甫诗史比美,这样的话不知从何而来。马悦然只是把他和莫泊桑做比。

《新周刊》:至今让你印象最深或你认为能代表中国作家的是谁?

马悦然:不好说谁能代表,但印象深的应该还是沈从文。他曾经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

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且连续两次(1987年,1988年)被选入候选人终审名单。我相信,

如果不是1988年他离世,那年10月份获得诺贝尔奖项的将是他。1987年,我翻译的《边城》瑞典文版正式出版。今年,时隔24年,这本《边城》因为编选进《阅读世界五十本好书》,在瑞典公费再版了。我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

《新周刊》:中文文学有没有一种整体的气质?或者说哪一那种气质或风格尤其打动你?

马悦然:很难说。只能从我这几年接触、喜欢的作家来说。比如李锐、曹乃谦,我就喜欢他们身上的“乡巴佬”气质。他们能够懂得并运用农民的语言来写作。我认为这是具有中国自己乡土特色的传统文化。

瑞典:纯文学生态要靠保护 

     瑞典是个有意思的国家。人口只有900万,一本诗集可以出版到3000册(指托马斯,且指获奖前)。盛产犯罪心理小说,史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靠“龙纹身的女孩”创下高于哈利波特的销量奇迹,并带热各大出版社、书店的推理小说畅销榜;每日的国家电台,却雷打不动的播放诗歌朗诵,各城区的图书馆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大的出版社,社长都是搞经济的;小的出版社,社长都是爱文学的。畅销书都产自大社,纯文学都投奔小社。瑞典人爱喝威士忌,瑞典不成文的规定,一本书的价格不能超过一瓶威士忌。

《新周刊》:你也翻译过不少中国的诗歌,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台湾杨牧的诗集?

马悦然:对,我本身也很喜欢诗歌,翻译过很多中国诗人的作品。现在刚刚出版的,是我翻译的120首杨牧的诗,叫《绿骑:杨牧诗选》,瑞典文和繁体中文对照本。杨牧的诗非常好,我曾经把台湾九个诗人介绍给瑞典读者,包括杨牧、纪弦、洛夫、痖弦、余光中、商禽、夏宇等。那时就对他印象很深,我认为他的诗是台湾地区最好的。

陈文芬:是不是也是整个中文世界最好的?

马悦然:我看是。我不习惯接受什么“台湾文学”、“两岸文学”,我认为用中文写作的文学都是中文文学,不管作者居住在什么地方。杨牧15岁开始写作发表,今年满70岁,写了50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他不只是诗人散文家,还是翻译家和学者。他对欧洲和整个西方的诗学是非常有研究的,也是一个英国18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非常好的学者。所以我认同这个说法。

《新周刊》:这又是很高的评价。杨牧的诗和中国你更熟悉的北岛那一代比有何特点?

马悦然:北岛和他简直不能比较。北岛也是很好的诗人,但他们完全没有可比性。大陆的诗人、跟台湾的诗人有很大的区别,台湾诗人没有经过文革,还记得五四运动是什么,也读过五四以来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他们都读过。北岛他们所谓朦胧诗一代,对五四时期的作品都没兴趣了,开始写的时候根本不了解五四文学。总之,不能说杨牧比北岛好,也不能说北岛比杨牧好,他们是不同类的诗歌。从文学涵养来讲,杨牧的诗是我所读过的,中文世界里最好的。

 《新周刊》:除了我们熟悉的,你有无渠道发现过“新的”中国作家? 

马悦然:瑞典以前有一个远东图书馆,收藏有七八百种中国文学杂志(注:因为图书馆欠了政府五六百万克朗,政府为图书馆裁员并禁止借书,图书馆已成博物馆),我经常在那里看书。曹乃谦就是当年我无意在杂志上发现的。现在主要翻译那些作家的新的作品。

陈文芬:马悦然曾着力写信给瑞典文化人士呼吁保护“远图”,它的现状是个很大的遗憾。我们也会在一些出版社、汉学家朋友那偶然遇一些作品。最近偶然发现,有些中国诗人还是满传奇。

《新周刊》:为何说传奇?

陈文芬:他们的身份多元,是文人,又是生意人。有个诗人叫麦城(注:中国大连诗人,2005年曾参加第9届斯德哥尔摩诗歌节;2009年,由瑞典詩人雍松Arne Johnson、瑞典籍华裔翻译家李笠合译出版其瑞典文诗集《钻石里的一滴泪》),他的诗这两年被翻译成瑞典版。听说他很有钱,但他的诗写的还真的很像样子。他这种多元身份跟瑞典本地诗人是有差别的。

马悦然:对,麦城,我无意中读到。他的诗还不错,语言风格挺特别。瑞典的诗人都很穷,或者身份很单一。更纯粹一些,就是诗人,靠写诗生活,有的还要在外打工帮忙。诗人应该是很穷的。看到一个富有的人诗写的还不错,会觉得意外。(问:作家呢,也应该穷么?)当然,写畅销书的作家们会赚钱很多很多钱,像瑞典的史蒂格拉森、亨利曼克尔……他们的作品在瑞典,整个欧洲都很火,也被拍成电影。但那不是我们所谈论的严肃文学范畴。 

《新周刊》:瑞典对作家和诗人创作生态的支持怎么样?至少我看到很多民众还在读诗歌,参加诗歌活动。这是常态?

马悦然:在瑞典文学中诗歌占的位置很重要,最近150年好的诗人不少。一般的瑞典民众,对诗歌的兴趣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读过托马斯的诗歌的人很多,他比较特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喜欢诗歌,跟当地的一些措施有关。瑞典国家广播电台,每天朗诵世界各地诗人的诗歌。而且节目播到哪个译者翻译的诗,便会奖给译者一千块钱。这既是对诗歌创作和翻译的鼓励,也培养了普通人的诗歌兴趣。

     (2011年10月刊于《新周刊》)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 张丁歌 - 丁歌·三生计
(瑞典学院长廊)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 张丁歌 - 丁歌·三生计

 (傍晚的十八院士会议室)

   马悦然谈诺奖:“中国控”呼吁“中国味” - 张丁歌 - 丁歌·三生计

 

注:本月21日,马悦然因翻译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集《巨大的谜语》(世纪文景出版社),将再次来访中国。希望到时能听到更新鲜的发声。

  评论这张
 
阅读(3122)| 评论(3)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