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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歌·三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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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的移民城市学:当落脚城市无法落脚  

2012-06-26 02:32:07|  分类: 工作坊日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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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迁移,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桑德斯推断:到21世界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文  张丁歌

“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攘的街道和大量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

这是哈金当年小说集《落地》自序中的一段,书中短篇均围绕纽约法拉盛的真实故事展开。法拉盛,也许就像巴西圣保罗的法维拉、重庆的六公里、伦敦的怀特查斯佩、巴黎的贝尔维尔……它们在英籍加拿大记者、作家道格·桑德斯的笔下,被全新定义为“落脚城市”。

     在世界各地,桑德斯所指的“落脚城市”有着各种变身: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它是移民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城、小印度、都会贫民区……在发展中国家,它被冠以我们更熟悉的“城中村”。“它们都应被称作Arrival City——落脚城市。”桑德斯一直强调,落脚城市和贫民窟不是一个概念,它指乡村移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相对以往“移民门户”、“原始社区”等静态描述,落脚城市更形象地表达出这类地区的动态与过渡性角色。

 

桑德斯用了近五年时间,走访调查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后,发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

      简雅各布斯当年写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身为《环球邮报》记者、欧洲局负责人的桑德斯看后很受启发。在做了雅各布斯的几次采访,又刚好和她一起为社区处理了很多维权事件后,桑德斯萌生了撰写一部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的想法。很快,他开始了一场以落脚城市为结点的全球之旅。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包括来自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的底层平民,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终他从一座座聚落落脚在这本《落脚城市》中 。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桑德斯选在一个地图上可以指出位置、村子官方纪录上却不存在的地方,开始了这本《落脚城市》的写作。这个地方是中国重庆南岸一个叫六公里的聚落——15年前只是一个拥有有70口人的农村,如今已有12万人相继从四川的村庄迁移至此——成为一个政府不愿承认的“繁荣”的城中村。 

     他们中的一户普通人家,15年前,家庭日收入不足一美元,15年后,他们在重庆拥有一个寓所,年已经达到15000美元。两端对比的变化令人惊讶,但这不是一个谜一样的迁徙过程。“你很难找到在一代之内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的例子。他们必须经历过度性的城市社区状态,也就是六公里这样的落脚城市。”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触目景象不只发生在孟买的达拉维,桑德斯去了印度中部的马哈拉,那里有一座只有270人的叫朵利的小村子。朵利给桑德斯的第一印象,来自村中竖立的一块牌子,上写:本村出售中,含所有房屋、牲畜及农场。——全村的40个家庭在经过合理推论之后,都断定从事糊口农业是死路一条。与其跟着乡下贫穷现象的恶性循环陷入谷底,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看看能否摆脱乡村,加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藉此改善自己的生活。 

 作为文明都市的城中村,比如六公里,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非法存在的。就像重庆政府曾在接受采访时回答:我们的城市化发展非常快,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出现贫民窟。这一回答不是个案,它在中国有着绝对的代表性。显然,“贫民窟”和“落脚城市”的区别,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还未被厘清与合理正视。

     不只在中国,世界各地存在着大量的“六公里”——它们可能不被公开承认并支持,却一直在内部发生着相当可观的经济活动。桑德斯强调,这些聚落中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下一波村民的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受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不断涌入聚落的村民逐渐变为收入稳定,挺进、融入当地生活核心的城市新进人口。

     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境;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洛杉矶的各种社区……桑德斯用了近五年时间,走访调查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后,发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就像六公里,它们是一座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他甚至推断: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这不是臆断,前不久上海的一次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一个数据也被正式提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第一次城市人口的比率大于农村人口,达到51.27%。事实无须含蓄地证明,在这样动态迁徙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处在历史的节点上,落脚城市的形成,及规模化地发生,让我们所存在的城市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改变。 

落脚城市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像多伦多的松克里夫公园、美国洛杉矶的西语移民区。也有可能沦为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种族歧视的爆发地

不但哈金深入落脚城市写出了《落地》,更早的,奈保尔在他的《抵达之谜》中,曾赤裸表达出,人们抵达异乡灵魂肉身皆无处皈依的尴尬——前方不见出路,身后谜舟已逝。桑德斯认为,这正是如今大迁移过程一个真实写照——人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成了一种漂泊无根之人。

有些遗憾,也许正是对漂泊无根的想象过于悲观,甚至负面,客观形成的“落脚城市”们,在世界各地还常被惯性理解为“贫民窟”,被政府视为大城市的不良增生物甚至癌细胞。不遗余力的欲进行抵制、遮蔽甚至莽撞地清除。数以万计人的生活与未来也许正在被摧毁,一段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轨道也许被堵截。

 人们忘记了,上一次人类大迁移,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为西方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直接造成了人类在思想、治理与科技领域的彻底变革。桑德斯认为,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也许正在创造新的历史。

 “当然,落脚城市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像多伦多的松克里夫公园、美国洛杉矶的西语移民区。也有可能沦为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种族歧视的爆发地,伊朗德黑兰的尔撒圣殿、孟买的穆兰德等都是这样的案例。但是,究竟走上哪条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管理。”桑德尔依然乐观强调落脚城市的未来可能性,“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出现那么多冲突,就是因为不愿意接受自身的城市化进程;土耳其、巴西等如今实现了稳定和自由贸易,就是因为认清了自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性,与其和解。现在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城市化了。”

就像哈金在纽约法拉盛联想到的那幕一样,大多数西方人的祖先来自落脚城市,“一部西方史几乎就是一部移民史,虽然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事实。” 桑德斯本人,学生时代就成长于一个由广东、河南、江西和福建人组成的“落脚城市”——那是移民城市多伦多的一个华人聚落,这让他很早就养成关注城乡迁移的敏感,移居英国伦敦后,狄更斯笔下著名的贫民窟贝斯纳·格林,成为他解落脚城市雏形的参考文本。  

大城市需要城中村——落脚城市,桑德斯希望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忽视落脚城市的问题——尤其是在南美、印度,那些粗心大意的城市政策有时候迫使迁居而至的人们深陷贫穷。但很多城市化的进程,是由乡村的进步带来的,必须要认识到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必然性。”

      

无法落脚的城市,也说明了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问题。一边是乡村涌入的城市的大迁徙,一边是中产阶级的逃离大都市。

   在桑德斯的走访调查中,巴西圣保罗的法维拉(佳丁·安吉拉)是一个转型积极“落脚城市”。那是一个建立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聚落,地理位置极富戏剧性,几乎身处悬崖峭壁间,典型的“闭塞型山中贫民窟”。相比更加匮乏的乡村,居民们情愿迈出步子,跨入这个山中之窟——至少它离城市更近了一步,而即使最差的城市条件,也会比乡村的收入水平高20倍——他们对来自不同的乡村的人互助,彼此借钱,筹集资金建立自己的小工厂、小生意,向着跻入城市的目标生存。

      虽然,这个地处悬崖峭壁上的社区,一度变得非常暴力,可卡因交易和帮派暴力现象司空见惯,混乱令人联想至《上帝之城》的毒枭之地 。但巴西政府的积极介入,让法维拉看到了山顶的太阳。他们甚至在山涧中建起了缆车系统,更多的人可以从山脚上到山顶社区,大量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条件。建立起了学校,孩子们有了福音,安上了路灯,妇女们行走于街道不再像穿越危险。更大的安全感,来自于它们被赋予了一个合法地址——相对于房子的产权来说,法维拉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合法的地址收到银行支票以及可以去交税,使他们进入整个城市的合法经济体,而不是只是一个地下经济现象。

     像巴西法维拉这样的地区现象在全球都有发生,非洲、中东、亚洲的一些地方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他们经过几十年住在落脚城市之中,但是政府并没有为他们建过一座学校,设立过一条交通线。“当政府缺席时,他们开始自建学校,自己维持交通,自己创造条件提供雇用机会,最后完成他们自我统治的过程。“巴西不是一个黄金案例,但它展示了一个轨迹:人们从自己农业水平发展到落脚城市,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这是值得所有落脚城市的参考之处。” 

     相比之下,中国的深圳,近几年却已经成为一座无法落脚的城市。尽管这座人口1400万、生机勃勃的新鲜城市拥有大量就业机会,但劳动力却不断流失。拥有房产也成为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难以企及的梦想。一座的原生的落脚城市却无法再落脚,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客观给出建立城中村的建议,却因“贫民”一词过渡敏感遭到抨击。如今,桑德斯依然认为,大城市存在城中村、落脚聚落并不可耻,深圳这样的现代都市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区的存在。 

无法落脚的城市,也说明了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问题。一边是乡村涌入的城市的大迁徙,一边是中产阶级的逃离大都市。早先的曼哈顿大逃离,近年逃离北上广 ……这在世界范围都不是陌生现象。“移民并非仅仅从乡村迁往城市简单的一次性过程,而总是在乡村与城市间历时多年往返多次。一些移民——可能50%的每一代移民们——确实最终还是回归乡村了。”桑德斯说到,“但是,当他们回来后,跟城市的联系、跟城里人和经济的关系还维系着。这将帮助他们及其家庭在以后的城市生活中更能站住脚跟,这也有助于他们的村庄和城镇的经济更加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曲折反复的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然的转变。”

 落脚,是城市化的一次次抵达。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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